“鼓励中央企业进行不留存续资产的整体上市。”国资委主任王勇在23日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表示。他在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虽然原定的今年要将央企数量重组为100家的目标还未实现，但中央对央企确定的重组目标不会改变，我们仍然要努力培育30至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企业集团。
    这也是王勇在接任国资委主任后首次在央企负责人大会上亮相。主席台上的王勇声音洪亮、整个人显得意气风发。在他长达两个小时的讲话中，国资委在“十二五”期间改革总体思路也被逐步勾勒清晰，其中，推进央企重组和整体上市无疑成为重中之重。

    在推进央企整体上市问题上，王勇强调，主业资产已经整体上市的央企，要通过多种途径实施集团层面整体上市。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有经济命脉、必须采取国有独资形式的企业，要进行公司制改革。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中央企业，要积极引进各类投资者，实现产权多元化。

    无独有偶，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在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企业在改制上市方面并非已经退出中心舞台，国有企业改制上市仍将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内容，而股份制包括改制上市是中央企业的重要方向。

    “可以预计，下一步央企内部整合和整体上市步伐将会加快。”一位参会的央企负责人这样告诉记者。从国资委当日公布的信息看，目前中国一重(6.05,-0.03,-0.49%)、西电集团等一批企业都实现整体上市，中国五矿、中核建设集团等一批企业完成整体改制工作。

    但是这样的速度对于央企整合而言仍略显缓慢。实际上，早在2005年底国资委央企负责人工作会议上李荣融就首次提出央企“整体上市”的概念。2006年底，国资委正式明确公布“央企重组时间表”，计划到2010年将159家央企缩减到100家，如此迫切的央企重组要求令其与资本市场衔接愈发紧密。

    直到2006年12月，国资委颁布《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鼓励已经上市的国有控股公司通过增资扩股、收购资产等方式，把主营业务资产全部注入上市公司”。随即2007年央企加快了对其下属上市子公司的资产注入的步伐。

    尽管央企的步伐一直在加快，但无论是剥离非主营业务还是整体上市，央企所走的道路均不平坦。有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份，有央企背景、并有意整体上市的公司达到178家，但其中真正实施“整体上市”的却屈指可数。

    王勇在会议上坦言，一些央企盲目铺摊子，   银监会对融资平台贷款终于祭出重拳。
    一位接近监管层的知情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在“分解数据、四方对账、分析定性、汇总报表、统一会谈、现场检查”六步走工作安排接近尾声之时，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权重系数、五级分类规则终于在近日敲定。

    风险权重系数方面，相比于一般贷款，监管层大幅调高了部分平台贷的风险权重，这将重创银行资本充足率。银行再融资之后，稍微舒缓的资本充足率神经再次承压。

    监管层在平台贷五级分类上也毫不手软：贷款项目自身现金流、担保及抵质押品折现价值合计不足贷款本息120%的融资平台贷款，至少应归为次级类；不足80%的，应至少归为可疑类。

    消耗数百亿资本金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监管层要求金融机构应按现金流覆盖比例划分的全覆盖、基本覆盖、半覆盖和无覆盖平台贷款计算资本充足率贷款风险权重。其中，全覆盖类风险权重为100%；基本覆盖类风险权重为140%；半覆盖类风险权重为250%；无覆盖类风险权重为300%。

    风险权重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起关键作用。简言之，资本充足率等于资本与加权风险资产的比值，各类风险资产与其风险权重的乘数之和构成了公式的分母项。

    风险权重比例越高，公式中分母一项数值越大，相应资本充足率就越低。一般而言，普通贷款风险权重为100%，质量较好的贷款会适当降低。例如，个人房贷按揭的风险权重为50%。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截至6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达7.66万亿元。第一类，融资平台中项目现金流能够覆盖偿还本息的贷款约有2万亿元，占比27%；第二类为第一还款来源不足，必须依靠第二还款来源覆盖本息的贷款，有4万亿元左右，约占50%；第三类为项目借款主体不合规，财政担保不合规，或本期偿还有严重风险的贷款，占比23%，约1.7万亿元。

    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本外币资产总额为90.6万亿元，商业银行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1.6%，加权平均核心资本充足率为9.5%。

    若以6月末的数据为基准，假定第一类平台贷风险权重为100%；第二类150%；第三类300%，再假定银行业资产加权风险系数为60%，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银行业分析师测算，新规之下，我国商业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将下降0.9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下降1个百分点。

    资本充足率下降1个百分点，换句话说，意味着消耗了银行数百亿资本金。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测算有诸多不精确之处，但相关假定与实际情况的差异不会太大。新规对资本充足率的冲击将十分巨大。

    事实上，在银行业本身对于平台贷的研判却颇为乐观的背景之下，银监会通过调整平台贷风险权重，倒逼银行主动化解风险也不失为上策。

    贷款连坐制

    与此同时，监管层还为平台贷款五级分类制定了标准。

    监管层要求，贷款项目在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项目本身可收回现金流现值大于贷款账面价值，即使经济环境和所在行业整体盈利能力发生不利变化时，借款主体仍能按期偿还全部本息的融资平台贷款，应归为正常类。

    而符合正常类贷款的其他特征，但在经济环境和所在行业整体盈利能力发生不利变化时，借款主体可能无法全额偿还的融资平台贷款，应归为关注类。

    根据银监会下发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引》，我国银行业贷款分五类：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类，其中次级、可疑、损失后三类合称为不良资产。

    在界定平台贷不良资产时，监管层规定，贷款项目自身现金流、担保及抵质押品折现价值合计不足贷款本息120%的融资平台贷款，应至少归为次级类；不足80%的，应至少归为可疑类。

    “120%也太严格了，在银行层面甚至难以推行下去。”一位银行业研究人士表示，一般银行给贷款分类时，主要看贷款是否有逾期的情况。根据逾期长短，规定贷款属于不良中的哪一类贷款。

    监管层还规定，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的融资平台贷款一旦发生本息逾期，应将该借款人所有同类贷款至少归为次级类；对逾期六个月以上仍不能支付贷款本息的，应将该借款人所有同类贷款至少归为可疑类。

    显然，如此规定，有“连坐”之嫌。但一位国有大行人士表示，监管层这么规定也有一定道理。毕竟这些贷款都出自同一借款人，若还不上一笔贷款，证明其他的贷款也出了问题。

    三年痛苦期

    重塑平台贷风险权重，将降低银行资本充足率；而重构平台贷五级分类，则直接关系到银行的拨备计提，从而间接影响银行最终利润。

    一般而言，贷款五级分类下，贷款质量越差，银行拨备的计提比例越高，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的拨备比例分别为1%、2%、25%、50%及100%。

    “当贷款被归为不良贷款之后，拨备计提的幅度陡增。”某银行业分析师表示，尽管三季末，各家银行公布的平台贷不良率大都控制在1%以下，但若执行上述五级分类的标准，情况将大不一样。

    对于由此可能带来的影响，监管层给银行预留出部分的缓冲空间：融资平台贷款风险较大，短期内难以提足贷款损失准备的，可按照贷款损失准备缺口分2至3年补足。

    “但金融机构融资平台贷款的拨备覆盖率及贷款拨备率不得低于一般贷款拨备水平。”一位东部地区地方银监局的人士透露，监管层希望今明后三年中，通过保全和核销逐步化解平台贷的大部分风险。

    附表地方平台贷五级分类

    正常类：贷款项目在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项目本身可收回现金流现值大于贷款账面价值，即使经济环境和所在行业整体盈利能力发生不利变化时，借款主体仍能按期偿还全部本息的融资平台贷款

    关注类：符合正常类贷款的其他特征，但在经济环境和所在行业整体盈利能力发生不利变化时，借款主体可能无法全额偿还的融资平台贷款

    次级类：贷款项目自身现金流、担保及抵质押品折现价值合计不足贷款本息120%的融资平台贷款

    可疑类：贷款项目自身现金流、担保及抵质押品折现价值合计不足贷款本息80%的融资平台贷款

    损失类（注：根据《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第五条规定，此处的损失是指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本息仍然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

主业不够突出，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弱或盈利基础不牢固，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很大。此外，一些中央企业整体上市后留下的存续企业资产和其他非主业资产，依靠企业自身整合也存在一定困难。

     22日成立的“中投二号”国新控股无疑成为央企重组和布局结构调整的新平台。王勇在22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也特别指出，国新控股肩负起了参与中央企业股份制改革，参与中央企业的非上市股份制改革的作用。记者了解到，本月，中国五矿集团联合国新控股、中国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中国五矿持股96.5%，国新控股持股2.5%，五金制品持股1.0%。五矿股份将成为整合五矿旗下多家上市公司实现整体上市的主要平台，而五矿股份也成为国新控股第一家参与央企股份制改造的企业。

    “央企的数量只是一个表象，不是决定因素，更重要的是央企重组的质量和效益。”王勇在会后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说。他向记者坦言，除了央企间的整合外，国资委还特别鼓励央企进行包括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之间的整合，推进产权结构向股份化、多元化、证券化转变。

    记者了解到，国资委提出2011年工作重点包括：要求央企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提升“走出去”水平；深入推进布局结构调整，推进联合重组等八个方面。其中，加大企业内部资源整合力度，采用多种方式剥离重组非主业资产，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探索产融结合成为亮点之一。